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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 高强观点

编辑| 高强观点

公安部门告诉我：“根据我的按摩套餐价格为200元，只有200元以下的算是正规按摩，所以我就是嫖娼了。”然而，我并没有做任何不当行为，真的是冤枉。而且，连一件证据都没有。

按照警方的说法，200元以上的按摩套餐就属于卖淫嫖娼。这样的规定是否确实存在？还是警方随意定夺，只为了进行行政处罚？

涉及200元的按摩套餐是否存在问题？

王某是一位四十岁的中年男子，平时从事体力劳动，所以经常去按摩店放松身心。按摩店的价格不一，有几十元的，也有一两百元的。

一天，王某像往常一样去按摩店，这家按摩店是新开的，规模也不大。

王某到店后，店员热情地接待了他，并介绍了店中的套餐。最终，王某选择了200元的套餐，根据店员的说法，200元的按摩师年轻漂亮，技术好，并能提供更多服务。

王某觉得来按摩就是为了享受，正好今天也想要放松一下，所以就抓住了这个机会。

店员似乎明白了王某的心思，要求王某先支付金额，然后才能进行按摩。王某二话不说立即支付了200元。随后，服务员带着王某进入了房间，不久后，按摩师李某来了。

李某确实是一个看起来水灵灵的小姑娘，年龄应该不大，但看起来已经很熟练了。

看到按摩师来了，王某自然而然地躺了下来，按摩师开始为他按摩。一开始，按摩师简单地为王某做了背部按摩，王某非常享受，按摩的力度刚好缓解了他一天的疲劳。

就在按摩师给王某按摩的时候，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了。王某本想发火，但抬头一看傻眼了。

原来，打开门的是一群穿制服的警察。警察们立即进来查看了王某的身份证明，然后让他和按摩师一起去了警局。

原来，警方接到举报，说这家店存在卖淫嫖娼的行为，于是前来进行抓捕。

那么，以为握住了把柄的警方指责王某是卖淫嫖娼。王某不服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错，后来咨询了律师才知道这个案子还有转机。

律师告诉他，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并且胜诉的可能性较高。

行政处罚并不合法

同时，律师还建议王某主张自己承认卖淫嫖娼是警方在诱导下的结果，实际上，他只是支付了较高价格的按摩费用，这个主张听起来很有道理。

于是，在律师的建议下，王某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，要求撤销公安部门对他的行政处罚。

法院立案后，依法向公安部门发送起诉状和证据材料，并要求公安部门在收到起诉状后提交答辩状。公安部门如实进行了答辩，但在答辩内容中没有对诱导回答的部分进行举证。

原来，公安的行政处罚询问录像系统只保留一个月，而王某起诉的时间已经超过一个月。

尽管公安无法证明警方是否进行了诱导问答，但考虑到无法提供证据的合理理由，以及王某和按摩师的证词一致，和店员的陈述也一样。作为证词一致的其他相关人并没有提出被诱导情况的可能性。

对于王某是否卖淫嫖娼，法院根据现有的证据进行了分析。虽然王某支付了200元，明显高于店里其他按摩的价格，但不能单凭价格高就认定他是在进行卖淫嫖娼。

另外，由于警方没有提取到使用过的避孕套、擦拭纸等证据，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王某和按摩师打算进行卖淫嫖娼的行为。虽然有王某和按摩师及其他人的口供，但根据我国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规定，“只有本人陈述，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，不得作出治安处罚决定”。

因此，在本案中，警方无法根据推测和他人口供，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对王某作出行政处罚，这与法律规定相冲突。

最终，法院判决撤销公安部门对王某的行政处罚，王某也因此得到了正义。

案例解析

在办案中，很多人对无法凭口供认定事实感到困惑。为什么有了口供，不能认定王某卖淫嫖娼呢？口供不是合法的证据吗？

警方的行政处罚为何违法？

本案中，警方认定王某卖淫嫖娼的主要依据是大家的口供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卖淫嫖娼的涵义。

根据我国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卖淫、嫖娼是指涉嫌卖淫、嫖娼的当事人之间，约定以支付一定的金钱或财物作为交换，发生性关系的违法行为。

在法律中，对卖淫、嫖娼的认定也有具体规定，通常情况下需要满足三个条件。

首先，当事人双方就卖淫、嫖娼达成了一致的意见，即双方有卖淫、嫖娼的合意。

其次，经过协商，双方已经谈好了价格，约定给付一定数量的金钱或其他财物。

最后，已经着手实施。

本案中，警方认为王某支付了200元作为嫖资，但这样的认定真的合理吗？工作人员说的是提供更多服务，并没有明确其他服务就是性服务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排除其他更多服务可能也是其他按摩服务，只是未明说。

其次，王某与李某并未达成卖淫嫖娼的合意，因为王某并未向李某支付嫖资。根据一般的卖淫嫖娼案件，嫖资应该是嫖娼者支付给卖淫者的，但本案中不存在这笔资金。

所以，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，王某与李某并没有达成卖淫嫖娼的合意，因此也不能认定他们有卖淫嫖娼行为。

最后，即使有大家的口供且一致，也不能单凭口供就认定王某卖淫嫖娼。口供由于是人提供的，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。即使是同样的事情，两个人的看法可能不同导致结果也不同。

而且，口供的询问人是警方，不排除某些警方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口供，对被询问人进行诱导问答，甚至刑讯逼供的情况。因此，仅依靠口供无法认定罪名，这也是为了保护自然人权益。

因此，本案中即使口供一致，但缺乏其他证据，无法认定王某卖淫嫖娼。

行政诉讼中被告举证与其他诉讼有何不同？

在一般的诉讼中，我们通常是按照“谁主张谁举证”的原则来进行判断。例如，A起诉B欠他100万，A需要提供借款给B并且B没有还款的证明。

而作为被诉方的B，并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，这是因为一般诉讼双方的力量对比相对平等。

而在行政诉讼中，我们不能再采取“谁主张谁举证”的标准了。这是因为行政机关是公权力机关，与自然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相比，双方地位并不平等。

根据我国《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。

在本案中，公安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，应当证明自己的处罚决定有确实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而不是依赖王某提供的证据。

被告公安机关认为王某嫖娼，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，但证据不足。除了在案人陈述外，没有其他证据证明。

因此，在本案中，公安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不能成立。

同时，根据我国《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不清，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况下，人民法院应依法撤销。这说明行政诉讼对被诉行政机关提出了严格的要求。

法治和依法行政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。只有将公权力约束在制度的“铁笼子”中，严格规范执法，才能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。

“宁纵勿枉”，宁可放过而不冤枉，是实现程序正义和法治的价值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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